诸子争鸣和新文化运动都被认为是文化事件或者说思想事件，但以往只从文化或思想角度来看，很多问题是不清楚的。观念的转变不只是学术师承的问题，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也很大。思想史和观念史不能分开，曾为社会演变观念变化的过程起名“世道与心路”，两者是紧密相扣的。《新青年》创办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起始，所谓新文化运动又叫做“大五四”，五四那天就是因为巴黎和会大家一起去抗议。现在弘扬传统文化，但新文化运动是以批判传统为业。
从广阔的视角谈起，先谈谈我们的传统是怎么来的，再谈为什么会有反传统的运动，后来为什么又走向了当初人们都没有料到的方向，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现在进行回顾和反思乃至进行继承的一些东西。
传统有两个：1.自秦始皇后的百代皆行秦政制，2.现在听到的经常提的是孔子，以儒家为骨干。文革期间毛泽东以为两者是截然对立的“儒法斗争延续了两千多年”。讲到儒家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儒家的祖宗是孔子，但这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争议话题。在汉代儒学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者有一些争论，因为他们引据的经典不同。其中一个争论就是宗师到底是谁。其实儒家宣传的是周公之道，周公才是儒家的教主，孔子当然也很伟大，但他伟大在于弘扬了周公之道。孔子自己说都不是自己的东西，而是来自三代，三代到了西周发展到顶峰，周公的东西是非常完美的，现在礼崩乐坏。“述而不作”，他只传承三代主要是周公的东西，他不创造，他反对创造。他认为所处的时代人们“离经叛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孔子的主要文字工作在于整理文献，主要是《六经》。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建立了儒学流派。
孔子生活的时代，东周两百年，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这个变动可以说晚清以前中国最深刻的一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中，三代是奴隶社会，秦制是封建社会，所以孔子叫做“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开历史的倒车”。弘扬孔子的人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社会良心，伟大的批判家，代表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对抗社会弊病的良知。“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老是批评社会君主的不对的地方是忠于道统的。“周秦之变”令孔子乃至后来的孟子痛心疾首，认为很糟糕。针对这个变化，社会各界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有了百家争鸣，其中两家立场是最鲜明的，一家坚决捍卫周制反对秦制的儒家，一家主张抛弃周制推进秦制的法家。在这个时代儒法斗争是有道理的。批评孔子的人往往相信社会进化论，认为现在一定比过去好，说孔子是复辟倒退。但如果从正义的角度，批判的角度，现实不一定比过去好，社会单线从黑暗向光明发展的说法既没有逻辑的支持，也没有失实的支持，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和历史序列相反的变化。人类历史上很多追求进步的运动往往是基于复古的方式提出来的，比如欧洲“文艺复兴”一词本来的含义和文艺没有关系，拉丁文就是复古的意思。
周秦之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族奴隶社会变成了封建社会，一些人认为，宗族社会到大一统的军国社会的转变，一些人认为周秦都是封建社会，一种宗法封建社会，一种产权封建社会，从宗族领主的封建制变成了地主的封建制。一个事实：西周时代是一个族群，血缘共同体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到了秦，有人说用经济上的产权关系来取代了，有人说用政治上的暴力关系来取代了。三代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大家庭，由长辈伦理进行统治，到了秦谁有权利谁说了算。长者政治变成强者政治，王道（王是血缘中最高的位置，所以意尊老之道）变成了霸道。
历史上人们把美德的来源归于家庭。封建秩序：亲属分封天下自成一家。熟人社会：重复博弈，非一锤子买卖，信息对称，信任降低成本。中世纪：依附关系，农奴，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共同体指非自由结合的，身份性的关系，小共同体关系在当时最重要，是当时的道德观。儒：“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不是只讲某一个小共同体。”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太平。“，如同近代个人本位不等于自私自利，没有凝聚力，强调个人权利，独立性，自由的形成联合，国家，重视每一个人的权利，而非只认自己的权利去剥夺别人的权利。特征：共同体越小，伦理道德越管用。儒：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在家靠亲情，在国靠革命。法：强权，军虽不肖，臣不敢悖也。”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孝高于忠。儒家的性善论：基于小共同体本位，重视伦理道德，重教化，关系以道德为主，不赞同严刑峻法。
科举考试：以文辞取人。八股文：复杂的智力游戏，和道德，治国能力一点关系没有。朝廷把聪明人控制起来套在利禄的圈子里。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多智为英，大胆为雄，野心家。汉武帝后名义上宣称儒家，所以取其用语叫孝廉，但已不是荐举，也非考道德。科举代替察举，儒家不平：1.相亲伦理没了 2.取人没有道德，玩小聪明 3.培养的人没有理想，只为谋官求职。
儒家强调上下尊卑，但其需权责对应。以何保障这一点？小团体：亲情，大团体：革命。无管理与被管理之分的无政府主义不现实，但被管理的人也有权利要求服务，要求管理者承担责任。后人需用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解决权责对应的落实问题。法家：皇帝对庶民可以行使权利，没有责任。
儒家体系建立的制度结构松散，小共同体本位面对霸道主义毫无竞争力。
东周铁器牛耕以前，个人无法生存，所以自然小共同体。铁器便宜，生产力增加，人们开始单干。战国天天打仗，儒家那一套不能打仗，不能打赢强制野蛮的中央集权。礼崩乐坏的危机的产生其实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危机。进入经济社会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规则往往行不通。
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墨子以天下为本位，反对人亲疏之别，兼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为之。孟子：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杨朱：利己不利人。墨翟：利人不利己，损己。
孟子强调：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可一味折中杨墨，我的一毛属于小共同体，非我，非天下。
秦晖：要讲有权利做什么，一件好事你没有权利做，做了就不是好事；中国不讲人们可以做什么，只讲应该做什么，应该就变成强制，往往不尊重人的权力，而只要变成强制，就变成坏事了。right(权利)高于good. 权利：一件事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这件事就是你的权利。
法家天下归于皇上，字面上的平等其实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皇帝的意志面前人人平等。彻底的性恶论，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平等循吏：重教化，酷吏：重赏罚，严刑峻法。主张德治并不妨碍法治，法家不讲道德，却自己也不忠于法律。
秦晖：强调法制就要排斥德治的说法是不对的，古代导致徇私舞弊枉法的不是德治，不是重视道德不按法律办事，恰恰不按法律办事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什么道德观念。
有道德的人比较能够坚持法律。法家哪怕很熟悉法律，制定法律，他们看重的是皇帝的眼色。法家喜欢大家图赏赐，怕死，不可罚禁不可赏使的人是无益之臣，一定要铲除。
54时被批“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秦晖：虚伪不虚伪不取决于学派，取决于言论自由的环境，隐私是人合理的权利。伪恶：不得不做坏事，不能做好事的情况。批儒伪善没有问题，儒调子很高，在秦制的大共同体本位下不可能实现，但心里有这个想法并不是坏事。批评儒家伪善，那么法家不是伪善的问题，而是制造了伪恶的氛围。
秦制：反宗法。长者政治行不通->1.平民政治，2.强者政治。商鞅变法：强制解散大家庭。扬忠抑孝，大利灭亲。把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变成皇帝的工具。
儒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如果老百姓都富裕，那么皇上还愁什么呢。
韩非：足民何可以为治。治国需要赏赐，赏赐奏效：1.老百姓自私，2.老百姓穷。民 家不积粟，上藏也。利出一孔。
西周非土地国有制，层层分封，土地是小共同体的，个人无法劳作生存，没有个体经济。周秦生产力发展，铁器牛耕。秦汉才是土地国有制，的确又有私有制，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小共同体私有制，小共同体财产被破坏。
秦制胜出并不是因为在道德上多崇高，恰恰相反是因为不择手段。比比较高调的儒家一套实用的多。法家的存在有历史合理性。亲的经济是古拉格（劳改营）经济。战胜人民是法家思想的一个主题，与人民为敌。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1.不让老百姓聪明，民不贵学则愚，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民愚，则智可以王。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让想摆脱桎梏的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商鞅死在自己的政策下。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而弱之，民重强。
统治者如果说要为民谋福利，那么还可观其言，观其行。如果公然说要把老百姓搞得辱弱贫愚，那么老百姓的苦难还用得着怀疑吗。
秦15年。之后直到汉武帝可以说又恢复了秦制。
道家：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虽孔子主张有为，老子主张无为，但他们都是捍卫周制，故孔子老子时代儒道没有什么矛盾。战国后顺其自然就逐渐百变成顺从秦制不讲是否的犬儒主义。故被汉作为官方语言。到之后就没儒法互补，而是法道互补，专制和犬儒的互补。
叔孙通是一个灵活的儒家，大抵皆袭亲故，儒表法里，受皇帝喜爱。但最时兴的还是道家黄老。汉武帝时，董仲舒开始新儒家，新儒主要就是为和秦制兼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常孔孟时代就有，三纲是法家韩非的东西。另加入图谶纬书，一套来自阴阳家的神秘主义的东西希望制约君主。天人感应：人作恶作好上天会有感觉，就会通过一些象征符号体现出来，图谶：神秘图形，纬书：不知所以然的文字。实际证明这种制约是没有效果的，甚至有人以为北魏和隋初的两次杀谶纬焚图书的运动甚至超过焚书坑儒的规模。
故儒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还需要加以改造。礼在汉代出现变化，原本礼求异：体现上下尊卑，乐求同。战国时军队中的军法叫礼，本是小共同体中的一种温情知遇礼貌，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中具有军事色彩恐惧的事情，到了叔孙通那儿更是如此。到了西汉晚年，河间王刘德民间访到《周官》，刘向刘歆把周官改叫周礼，讲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即后来的吏户礼兵刑工。至此这个强调中央集权的礼已经完全变了。
秦汉时儒和吏矛盾激烈，儒强调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吏强调贯彻君的命令，而法强调以吏为师。汉武帝独尊儒术，但直到东汉末年，人们认为儒的地位还是很低的。后来采用科举制，把儒变成吏，实际上科举制题目思想来自儒家，整套制度来自法家，不考虑德望人员，唐太宗：天下英雄（多智为英，有胆为雄）入吾彀中，天下聪明大胆人都收入囊中。开始曾考社论，讨论治国天下之道，之后逐渐考聪明人才能写的没有用的文章，用客观标准来衡量。宋朱熹批评科举，科举不如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不如察举征辟，察举征辟不如周的乡举里选，但明清时科举的标准答案来自朱熹。朱熹：德行之于人大矣，挑人就要挑有德行的人。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其人材之胜，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之。有了科举以后，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以极。
政务官靠选举，掌权的是选出来的，事务官，办事的是考出来的。法家的科举与现代是对立的，现代以为应该是选出来的官却是考出来的，在专制体制下无所谓政务官，所有官都是替皇上办事的。反而具体办事的人不是考试的，衙门钱粮和刑名靠吏。官是考试，吏在传统中国后期变得非常复杂，没有正式规定，由官自行决定，吏的地位非常低。所以过去的科举和现在的文官制度有本质的区别。
儒到宋明，出现了宋明理学，理学有两大分支，程朱理学（客观唯物）和陆王心学（主观唯心，理不是掌握在一两个人手里，人人皆舜尧），之所以出现两派，因为那时社会存在很大弊病，一方面人人不守规矩不讲理乱来，一方面百姓又被束缚很厉害，举手投足，动辄得咎。两种意见针对这两点而来。其实说多点自由多点管束，跟之前讲到的道家的有为无为一样，要看对谁而言。秦制下统治者太自由，权力不受制约，百姓没有自由。程朱陆王的实际效果都是走向了反面，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结果皇帝骄奢淫欲都是天理，百姓柴米油盐酱醋都成了人欲；阳明讲百姓日用即是理，百姓没有得到自由，贪官污吏却得到启发。有人说阳明学对明代后期的官场腐败起了很大作用。当官的喜欢阳明之学，给了他们自由，也喜欢程朱之学，把老百姓管的更死。
经济学“尺蠖效应”，政策一下左（管的禁）一下右（放的开），不管放开还是收紧都成了有利于上层不利于下层。中国历史上在经济思想上也经常有这种左右争论。西汉年间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建议政策放开，桑弘羊为代表的，文革时被捧得很厉害的，号称是法家，认为国家要管死。极左绝不是为了给老百姓提供社会保障福利，而是为政府为皇上，强化国家机器，国家权力。而贤良文学也非主张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而是想回到秦汉以前，盐铁由诸侯王经营的制度。明末出现对陆王和程朱两者共同的批评，说当下问题就是秦制造成的，代表：明末黄宗羲。提出很多惊世骇俗的观点，“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说三代老百姓：人人得而自私也，人人得而自利也，有圣人焉。人人是可以为自己考虑的，有一个人不为自己考虑，就是圣人，把他推上台去，他就出于公心为大家办事，公天下。秦反过来了，天下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是一种最糟糕的最自私的制度。法家统治了两千年，社会一直有很大的不满。在我国晚清以前的历史上，主要的批判资源还是来自儒家，崇周仇秦的情绪。在诸子百家中，主要的分歧就是周秦的对立。但从秦到晚清的两千多年历史上，儒家虽不满，但没有实际上能行得通的解决办法，直到晚清才有了可操作性。
世界有古老文明的民族，接受外来影响到这个程度的，晚清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外。印度接受了宪政民主，机器技术，但现在的印度人和以前的印度人还是差不多，吃的饭，穿的衣服，信的教，社会结构，种姓，形而上世界。而中国除了政治制度还有什么没有接受的吗。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传统大概就是秦制。为什么中国会把西方接受的这么彻底，过去一种说法三段论：一开始我们被他们的船坚炮利打败了，开始学习西方器物，二发现有洋枪洋炮还是不行，这些人说除了器物之外，制度也不行，学习西方制度。戊戌，辛亥。三建立了共和，但还是不行，就搞心灵，国民性，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如果看官方允许的主流变化可以说这是对的，但这种说法受到了挑战。美国学者说不是那么回事，明清一直很发达，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GDP占到当时世界的36%（今美国20%左右）。官僚制取代贵族制就是政治的理性化，现代化。韦伯认为只有新主教能够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儒教也不行。那么中国秦以来就是官僚制，早就现代化了。韦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提出中国有限官僚制，中国以前的皇帝的官僚制只管到县，县以下自制乡村，其实非常自由。县以下还是宗法。所以说中国还是很落后的。但后来自由概念盛行，人们从正面理解他的结论，秦制专制出现诗意化。
这么说，政治制度没有多大问题，经济比得过美国，政治完善，伦理道德更不得了。那么为什么晚清产生了那么强的学习西方的冲动？这些人说晚清时的中国人傻了，西方没有任何比中国好的，除了比中国人野蛮能打仗。打不过西方，中国人就产生了错觉，认为落后就要挨打，挨打证明落后，佩服打我们的人。
这个说法完全不能成立，最简单的例子：有人说金女真鲜卑匈奴都是中国，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当然是从没有被打败过，成吉思汗把南宋灭掉也不叫打败而是统一，那么文天祥岳飞算什么，还是爱国吗还是在提倡分裂，把话讲到这一部就已经是胡说八道了。实事求是的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就是汉族的中原王朝，夷狄就是敌人，难道我们被夷狄打败只有晚清这一次么。中国历史上被夷狄打败，败之惨完全是晚清不能比的。西晋北宋皇帝被抓走，死在夷狄手里。剩下的人走到南方苟且。南宋南明覆巢之下无完卵，全玩完了。为什么败到如此地步也没有想到学习所谓先进者呢，反而最后都是他们汉化了。
满清所谓被打败无非是丢了一些边疆，藩属不再纳贡了。大清也是被自己人推翻的。所以就被打败，以及因为被打败而丧失了军事上的信心而言，晚清算不了什么。中国以前被打败到一败涂地连军事抵抗的信心都没有了，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但文化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不管东晋南朝隋唐宋后明后，中国对自己的文化道统对文明从来没有怀疑。黄宗羲在南明败亡后，《明夷待访录》说明朝的失败原因惨痛，总结的经验还是没有遵守孔孟之道，秦制不行，我们的道统是很好的，只是没有照样做。所以说仅仅是因为被打败了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人在晚清要学习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呢：用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tao)的话，那个时候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西方最深的感触不是船坚炮利，而是“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他们的制度比我们正义，仁义。所谓西方比我们更仁义不是指国际关系的弱肉强食，而是内政，西方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对比我们国家真是要好的太多了，草民连人都不是，他们才真是活的像人的样子，经济发达，天下为公，法律讲道理，吏治清明。“反法之儒”，是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运动的最初的推动者，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一直在推动。在学习西方上的特点：1.学习西方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理想，带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拿西方现实和中国现实用三代的观念去套，发现西方比中国更像三代。而所谓富国强兵，功利主义目标反而是次要的顺带的。2.引西救儒的思路，儒家儒学孔孟理想要复兴，要向西方学习。3.强调学习西方的西体西本（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据古儒的三代观念，封建观念民本观念所理解的西方共和民主制才是最需要学习的本和体。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共和非常符合他们的理想，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他们主要就是拿儒学，儒学中最反对秦制的思孟学派。5.他们不太注意西方文化对个人权利的重视。跟他们说西方文明是个性自由解放，个人权利，他们是不会喜欢的，但他们喜欢民主共和。最后导致辛亥革命。
启蒙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政治变革的前提，在西方在十八世纪先有了启蒙运动，才有了革命。先没有启蒙怎么会有革命呢。第一次启蒙是辛亥以前，特点是反对法里，不反对儒表。恰恰是古儒的崇周仇亲的情绪被激发，成为动力，所以这一次启蒙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的多。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从鸦片战争后直到戊戌，先进的儒者痛恨秦以来法家过程，希望所谓西儒来消除法家化，复兴古儒道德理想。谭嗣同：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乡愿：墙头草没有原则。反义词乡绅，乡举里选产生的小共同体代表，从道不从君，捍卫道统。他们认为西方乡绅很多，议会最早被翻译成乡绅房。到了晚清儒者从西方找到了支点。
赴美正史陈兰彬。副史容闳，中国第一个海归留学生，建议留美学童事业，但因陈兰彬打报告夭折了。赴欧正史郭嵩焘，副史刘锡鸿与陈容相反，刘锡鸿打郭嵩焘报告（秦晖老师举的例子让人生笑又让人难过）。郭嵩焘最终被调回革职。过了一段时间刘锡鸿的日记出版了，人们才发现他对英国实际大加赞扬。他明白知道我们天下为家，所见是天下为公，他们的东西我们搞不了，不是因为文化不能接受，而是既得利益不能接受。这些人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有很大区别。
晚清还有一批人，李鸿章系，中有一人叫张树声，遗折“西人育才于学校，论证于议院，居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其建议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郭嵩焘“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 国家不是国王的私有财产，“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他把英国看成儒者向往的礼仪之邦。《瀛环志略》详述西方大夸其礼仪，三代。（美国有武器的人组织起民兵赶跑了英国前去收缴枪支的队伍立国，所以老百姓可以持枪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资政新篇》也是夸赞美国。他们之所以对美国大加赞扬，就是因为对所谓的三代之治天下为公感兴趣。
他们当时在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的时候，其实认为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如果国家制度是欺负老百姓的，政府有钱不如没有钱，军队强大不如不强大。郭嵩焘“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他说“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西方的富就是富在老百姓，不是富在国家财政。儒家思想“藏富于民”“官不与民争利”“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戊戌时代，谭嗣同《仁学》说幸亏当时中国兵力不强大，不然要像对待准噶尔一样对待整个世界，会是多大一场灾难。这是上天仁爱，削弱中国实力。但其实他不是不爱国，而是要改革不是使中国兵力强大，而是使中国成为遵从公理的国家，礼仪之邦，对老百姓好的国家。他认为民主共和比强大兵力更重要。就是现代的“人权高于主权”。谭嗣同讲，西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借仗义之美名，在国际政治中谋取他们的利益。但是国际政治中的自私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中国不学习民主的理由呢。慈溪：既然他们侵略我们不是为我们好，我们就偏应该对着干，偏不搞民主，偏对老百姓坏，以此作为反对侵略的内容。谭嗣同：1.民主还是要搞的，2.要自己搞。搞民主是对本国人民好。所以辛亥革命是反法之儒搞的启蒙，“儒家与西方没有什么矛盾，有矛盾的是中国的秦制”。中国不太可能搞君主立宪，受到法家的传统影响，大权旁落，虚君在法家秦制中性命难保。
清末士大夫搞了一场启蒙运动，“引西救儒”，西学可以把儒家的那一套从法家的那一套压迫下解救出来。他们在看到西方之前已经对现状非常不满，所以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西方，当然觉得没有秦制的西方很好。儒家不见得对自由民主有多少认同，但显然不认同秦制，认同封建，认同小共同体。所以他们出于喜欢封建，反对秦制（崇周仇亲）出发，对宪政，民主共和天下为公有好感完全合乎逻辑。
启蒙在建立了民国以后，发生了变化，严格的说从戊戌后就开始。维新派是要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不排除暴力手段搞立宪。辛亥革命为何发生，清朝调兵到西川去镇压立宪派发动的保路运动，结果新军陈虚而起，出现了武昌的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从自由民主的口号开始，从来逐渐转向了民族主义。一种说法：救亡压倒启蒙是主张由于救亡的民族主义兴起，把自由主义压下去了，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兴起。列宁主义极度排斥民族主义。列宁搞世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批判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时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是一种打着国际主义的亲苏的情绪，他们亲苏不是把苏联当成国际政治中合纵连横的助力，而是把社会主义视为比自由主义更进步的人类理想，与苏联与中国有主权冲突无关，甚至发生主权冲突站在苏联一边。另一种说法：主要强调巴黎和会的影响，五四为了抗议一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正，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一战比十月革命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还要大。《新青年》在一战前期强调协约国是公理战胜强权的正义一方，精英对中国参战后能够享受公理，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状态抱有很大期望。在巴黎和会后改口一战没有任何正义可言，逐渐接受列宁的说法，帝国主义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1916年到一战结束新文化人士都站在协约国一边。自陈独秀等新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新青年》最后存在的一年多1925-1926，已成为共产主义的刊物，巴黎和会炒的越来越热。所以巴黎和会虽然是54学生上街的直接原因，但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还不能被视为影响中国知识界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主要是一些其他原因。巴黎和会的意义被如此凸显，是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之中被不断强化深化的。
巴黎和会不止中国不接受，美国虽然签字了但国会没有批准。威尔逊原则：公里胜过强权，支持民族自决，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以消除战争。美国外交思想传统：1.威尔逊主义，美国式的理想主义，2.汉密尔顿主义，外交追求经济利益，为美国带来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3.杰弗逊主义，强调美国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孤立主义不参与外国事务，4.杰克逊主义，扩张美国影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简单讲：私利公义，每个国家都要考虑这些东西，区别在于不同体制所讲的国家利益不同。
巴黎和会上本来美国是倾向于向日本施压的，但其他国家比较迁就日本，没有做成。美国国会没有批准，中国没有签字，所以和会实际上没有解决远东的秩序问题。英国和日本在一战以前是英日同盟，这也是日本一战能加入协约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一战后解体了，矛盾开始尖锐，英国更愿意附和美国。这些使得纠正巴黎和会的不公有了可能。于是和会两年后在美国倡议下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上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国内压力据理力争，美国尽量在维护自己在华权益下给日本施加压力，最后达成明显有利于中国的协议，归还山东，还纠正了战前列强的一些无理要求，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被废除，并允许在之后一段时间重新商讨过去晚清签订的不平等协议，自华盛顿会议到九一八事变，中国在这件事上取得了很多进展，比如关税自主，收回租借地，撤退外邮，限制取消治外法权。
新文化运动对华盛顿会议的态度是无视，和巴黎和会形成鲜明对比。在《新青年》上，已经被华盛顿会议纠正的巴黎和会随着时间越炒越热，而华盛顿会议却很快被忘记了。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学习打我们的人和抵抗侵略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十九世纪面临西方威胁国内学习西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二十世纪面临主要威胁变成了俄国和日本。这时学习对象也发生了转变。在华盛顿会议7年后，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空前加大，1929年中东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件，救亡仍是头等大事。在《新青年》，“十月革命”和“巴黎和会”类似，在当时甚至乃后几年提及的次数很少，1920年下半年突然对十月革命有了很大兴趣，当时中共正在筹办，1921年爆炸性增长成为《新青年》革命。有人提出：与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毋宁说接受了社会主义，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这一声炮响。是由于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社会革命，乃至接受社会主义以后，才对十月革命越来越有兴趣。巴黎和会上西方没有主持公道令国人心寒，十月革命初期苏俄对华曾有高调平等表态，并发出《卡拉汉宣言》退还沙俄不合理侵占，于是中国人一下子倒向列宁。很快这件事走向反面，巴黎和会的不公平在华盛顿会议上纠正，而慷慨宣言的苏联不仅什么都没归还还得寸进尺，继承沙俄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启蒙转向不是因为救亡：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使他们让步的是北京政府（北洋军阀），国人（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新文化运动催生的后来的国共两党）不喜欢这个政府，而是因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和救亡没有多大关系。国人启蒙的兴趣转向了社会革命，转向了所谓的社会主义。
现在很多人认为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不讲自由，共产党认为最大意义是引进了社会主义。实际上五四以前国人不怎么讲自由，之后才开始讲自由，再之后不讲自由了讲解放，其实还是自由。不同意识形态认为的自由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讲的自由更多是所谓“人类自由”，解放全人类，自由主义讲的自由是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个人权利。五四当然有自由诉求，但不起于五四，也不是五四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个人的概念很晚才传入中国，一直到辛亥革命还是讲天下为公，个人权利讲的很少，甚至刚传入的时候还受到抵制。1907年鲁迅“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此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个人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只有不到三四年，一些号称很时髦前卫的人，一讲到个人就骂起来。如果说自己是个人主义者，听起来就像民贼一样），鲁迅认为这些人是落后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不是一回事。正是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整个局面，使得个性解放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成为一个潮流。所以后来很多人（包括胡适，郁达夫，王元化等）认为个人解放才是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特征和主要贡献。
五四这个以倡导个人自由为特征的运动，以后对个人自由的态度越来越奇怪，到49年以后，个人自由基本上被消灭掉了。为什么会走向这个方向呢。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有明显的缺陷，没法解释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可能没有思想变化就稀里糊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不管英国启蒙运动和光荣革命，还是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都是思想变化在前才有了政治变化。在辛亥以前也有思想变化，只是后来被人低估了，五四（戊戌）以前的国人虽主张学习西方，民主共和，反对秦制，但是不反儒家。五四是启蒙运动的一次变调，从原来强调共和民主，天下为公，变成强调个性自由，针对的矛头从法里变成了儒表，从秦制变成了礼教。这个变化在巴黎和会以前已经发生，戊戌一直到谭嗣同都没有反儒意识，但戊戌后另一种声音就出现了，而且逐渐扩大，到一战已经占到主流，新文化运动集这些改变之大成。这个改变的产生与自由个性的观念引进中国有密切关系。
儒学成为五四主要的敌人很难说，1.相比儒家，法家的大共同体本位更值得被声讨，2.如同西方与基督教，个人自由可以在儒学中继续发展。有一个因素值得重视：个性自由的概念传入中国不是由欧美而是由日本，“日本式的自由主义”。甲午（庚子）之后，日本当时人民和政府被认为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型，故国人以日本作为学习西方的中介。张之洞说西学太大了，日本人已经帮我们对西学做过选择，他们认为重要的就是重要的了。所以留日大潮兴起，当时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出国留学潮，1905年留日8600+人，回国2000+人。维新派在戊戌失败后，革命派在辛亥成功前，都以日本为主要流亡地，并在之后把受到日本的影响带回国。所以以个人自由思潮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留日学生带来的。最初倡导个人自由的典型人物就是章太炎，带出弟子包括鲁迅周作人，共产党的缔造者南陈（独秀）北李（大钊）。日本的自由意识虽然来自西方，但明显被明治时期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培育，他们的近代化不是走出秦制的过程，而更像是走出周制的过程，日本一直以来是一个类似我国西周时代的封建体制，在明治中新就新在受到西方的自由启示。
日本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皇道社会主义，强调兵农结合，军民一体，天皇和最底层的老百姓结合起来，他们不喜欢贵族也不看不惯财阀，但狂热的忠于天皇。由明治到昭和的主流，使得日本走向了军部鸱张，天皇独断，以举国体制穷兵黩武，制造虎狼之师的军国主义道路。军国，军国主义一开始是褒义词，传到中国很多人认为军国主义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严复在英国留学，最早提出军国是中国的方向，另有汪精卫胡汉民等。为了实行军国主义，个人必须独立自由，所以自由主义在日本流行起来，但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独特的自由主义，让他们独立就是为了让他们能成为国家或者天皇的伟大事业的工具。实际上就是要教人从父母的人变成天皇的人，而不是成为真正独立的人。这种状态到了极致，即成了二战时我们看到的“养儿不尽孝，而去当神风队，养女不侍夫，而去当慰安妇，子女可以不从父母，不守妇道，私奔苟合不以为意”，日本式的军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就这样成为了二为一体的怪胎。日本式自由主义反儒不反法，把要遵孔孟之道的儒家当作主要的敌人，批判以前受儒家影响变得懦弱甘于岛国不求上进。1.他们反儒反西，2.推崇法家，认为其代表一种所谓的大陆精神，称霸大陆的精神。极力想要摆脱岛国的劣根性，不想在岛上建设让岛民住的更舒服，要发展就到大陆去发展，反儒反西批判国民性唯独崇尚法家暴力。学日不等于亲日，要把学习思想精神与利益反侵略隔离开。向日本学习不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中日现代化的目标都是由普世价值决定的，要建立一个个人本位的自由民主的体制。但日本首先要走出周制，中国没有走出这个问题。但主要由留日学生主张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的影响，在思想上主要表现为反儒反礼教而不是反法家，在社会层面主要以反家庭家族和家长制而不是反秦制反集权为特色，而且这样的自由诉求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甚至在其后的左派文化运动中仍然是高涨的。章太炎提倡“独”，并以独反“小群”，提倡大群，说小共同体是大共同体的敌人，个人主义是大共同体之母。激进的个人主义在章太炎这里转成了激进的国家主义。章太炎《秦献记》《秦政记》对秦始皇捧的很高，为了克服一盘散沙的现象，他把大独大群拉到了一起，为何一盘散沙因为家庭太重要了。当时是一种很流行的思想。巴金《家》《春》《秋》，说是以自己家庭作为原型的，但自己家庭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可见，个人主义只针对小共同体，不针对大共同体，只针对儒家，不针对法家，并不是从陈独秀开始的，也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早在二十世纪初，就由章太炎等开始倡导了，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高潮。继续针对家庭家族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终结于陈独秀，更没有终结于新文化运动。后来的左派运动也一直是支持的。很多人反抗父权，族权，家长权，抗婚，逃婚，逃离家庭加入革命队伍。
清末新政，日留学生与日本顾问等修订《大清刑律》去除家长权，形成两派，法理派，和反对的礼教派。杨度发文变革应以国家主义为宗旨，消除家族主义，人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人们要听命于天子。礼教派的劳乃宣反驳，他指出人民漠视国家的原因是专制国家漠视民权奴役人民，是专制使人民与国家隔膜，而且老百姓不能过问国事，又怎么能爱国呢。今乃谓 民之不爱国 由于专爱家 必先禁其爱家 乃能令其爱国 亦不揣其本之论矣。为家庭而贪污腐朽更是无稽之谈，中国自古把忠孝结合在一起。正宜利用旧有之广义家族主义为之宿根。爱家和爱国是不矛盾的，国就是家的扩大。劳乃宣认为：废除秦制，先搞宪政。杨度：要宪政限制家长的权利而不是君主的权利。杨度的宪政不是民间立宪派期望的日本式的虚君宪政，而是日本式的实君宪政。实际上劳乃宣和杨度之前更像是儒法之争，而不是礼法之争。杨度出身军事之家，迷信武力权威。整个西方文明一半起源于雅典，斯巴达军营式社会没有留下任何文化遗产，但杨度称赞斯巴达，按照他的说法古今中外文明都是无用的，谁最野蛮谁最牛。到了二十世纪头10年，中国人认为西方不但是实力的象征，也是公理的象征，尤其是庚子之后。庚子之后对国民性的谴责非常厉害，于是对西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巴黎和会造成他们的失望。杨度是用西学反对国粹么，是用法治反对德治么，这是用现代法学反对传统儒学么，其实是用霸道反对王道，法家反对儒家，野蛮反对文明，乃至反对一切道德观念。其实劳乃宣继承的倒真的是从徐继yu到谭嗣同的“西儒汇融，以排秦制”的思路。凭借袁世凯是一个军头，杨度又是最支持他的谋士，如果他们真的搞成，那可能是虚君立宪吗。
所以中国社会要说有什么大的变化并不是发生在巴黎和会以后，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而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启蒙运动比我们认为的要长，从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最早民主共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反礼教，54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不是从巴黎和会后。启蒙发生真正的大变化是从徐继yu郭嵩焘谭嗣同时代的“西儒汇融 反对法道互补，反法之儒，引西斥秦”转向了章太炎陈独秀时代的西儒对立，脱儒入法，这个转变开始于甲午 戊戌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和国人从直接学习西方到改由从日本中介学习西方有重大关系。辛亥后由于一战彰显所谓西方弊病，日本思想界留日学人对中国的影响大增。这个转变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得到了更为凸显的反应。虽然都是反传统，要西化，但传统和西化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康有为和谭嗣同，政治观点本来很接近，戊戌时代死难的谭嗣同追羡三代之文化”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康有为活到民国后，不再以三代为然，转而夸装自秦代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秦始皇时代是一个最自由的时代。这时康有为变成了秦制的狂热推崇者。以前说西洋好是郭嵩焘“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54之后像杨度一样歌颂西方的野蛮，陈独秀“西洋民主以战争为本位，东阳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若西洋之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
陈独秀指责儒家人各亲其亲长其长，与法家论调一样，但都听命于天子后，看到的不是博爱，而是法家的政胜其民，国强民弱。中国人从为反秦制而学西，到仿效日本为反周制而学西，从反法不反儒，到反儒不反法，从萌芽中的市民社会成长起个性因素，与传统小共同体自治的因素联手，先要摆脱秦制，变成集中攻击小共同体的日本式的个性解放，为大共同体的一元化控制而开路。中国的启蒙早在巴黎和会导致救亡呼声高涨之前，已经很明显了，实际整个新文化运动都是这个变化的产物。 新文化运动是反礼教的，反礼教当然就是反儒。个性解放的新文化在反宗族主义的旗号下走向了国家主义。所谓反宗族主义不反国家主义并不是说新文化时代的人反民主主张专制，反族长不反皇帝，这场文化革命当时人们自认为是继承了辛亥革命的，认为辛亥革命不彻底。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的两次复辟是直接刺激新文化运动走向激进化的两场高潮。他们基本上只把专制当作皇帝个人或家族的家天下来反，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甚至也扼杀小共同体权利的批判。54里面的民主理念的确可以说是比较正宗的民主理念，既反对父权也反对皇权，但54主要的是自由的理念，个性自由是54最大的特征，而54的自由理念是一种日本式的自由理念，它的性质与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不尽相同。在54的理念中，我可以不为家族理念而嫁人，但却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嫁人，反对代表家族利益的家长包办婚姻，但却接受代表人民利益的组织上的包办婚姻是当时不罕见的现象，而且后来越变越厉害。
要说新文化运动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也是很明显的，前期主要是受日式自由主义为主流，后期变成了俄式的社会主义为主流。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大萧条导致人们对西方的仰慕发生了变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经过日本中介的学习西方降温，与西方对立的苏俄成为了新的老师。两点：1.学习和救亡不存在关系，学习苏俄和救亡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人能分清学习和威胁，和西方侵略我们，我们对西方还很有好感是一样的。2.杨度批礼教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号，大清是本位。新文化运动时期不是这样，早期曾有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倾向，个性解放不仅要摆脱家族，还要摆脱国家。由于两次帝制复辟，引起国人对民主和革命的情绪反弹，使得社会更加民粹化激进化。他们说国家可以不服从是指当时的政府可以不服从，但是人民你还是要服从的，要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一切。人民就是当时的革命党，革命党可以要求你牺牲一切，因为它代表人民。显示出当时打压自由的不是民族主义或救亡需要而是一种民粹倾向。3.在大共同体和个人自由关系的问题上，原来是持用个人主义来建立大共同体的权威，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大群也不容忍大独，所以针对家庭家族的个性解放仍然支持鼓励。所以从日式自由主义到俄式社会主义的转变不是太大，是比较容易的。在大共同体层面，个人权利或许仍然可以不服从皇上，或者不服从革命者反对的那个政府的专制决定，但是人民的意志或自称代表了人民意志的组织下，个人权利就无效了。换句话说，小共同体中，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不能取消自由，但是大共同体中，皇上好像是不能取消的，但是人民或是人民的权利是可以取消的。
我们已经看到，日式只对小共同体有效的自由或个人主义是靠不住的，可以和军国主义结合，可以和俄式社会主义结合，到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日本已经发生了变化，日本偏偏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产生了短暂的“大正民主”，明治宪政一时有一种向英式的宪政演变的趋势，福泽谕吉式的日本自由主义也似乎在向一般的民主自由主义发展，但是日本思想界这个时期对中国有影响的已经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思想了，而是当时的左派社会主义思想。而中国更多受到来自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日式自由主义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就更大，而这些影响基本上还是明治时期的遗产，中国基本上没有接受到日本大正民主时代的思想。
鲁迅敏锐的感到娜拉（挪威益普生《玩偶之家》中一个追求自由个性而离家出走的女主角）出走后走向何方是中国的一个敏锐问题，娜拉出走后在当时中国条件下无非只有两个结局，或者堕落，或者回来，鲁迅的结论是出走后的娜拉应该投身于变革社会事业，投身于社会革命。实际上当时很多娜拉也确实是那样。如果大独消灭了小群后，实现的是所谓的大群强制一元化，那么所谓的独也就岌岌可危了，这种情况下有独吗，甚至相比熟人共同体小群的温情脉脉来看，集权式的大群肯定要冷酷的多。清末礼法之争时，大共同体本位主要是君主本位，杨度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一样明言要把人从家之孝子解放成为君之忠臣，辛亥以后不讲君之本位了，因为已经没有皇帝了，大共同体本位主要表现在国家本位，君主可以违背但国家很重要，新文化运动初期个性解放最高潮出现无政府和民粹倾向，之后的时候就变成了人民本位，革命本位。
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由身份到契约，以个人同意让渡某些权利来建立公共领域这些原则是共同的。马克思：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共同体）。现代化就是要摆脱这种状况，追求人的自由个性。作为一个客观过程描述是否正确可以商量，但作为价值诉求，与自由主义没有多大区别。个人独立，个人自由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自由个性倾向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同时摆脱所有的束缚。总是有一个路径，有一个先后的。西方中世纪是一个小共同体本位的体制，所谓封建制，这时摆脱小共同体是第一位的。所以西方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曾需要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那时专制是有利于人民的。也就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霍布斯和博丹的时代。到市民摆脱封建以后，开始与王权做斗争，要求摆脱大共同体的束缚了，这个时候就是洛克和卢梭的时代。
日本的近代化从走出周制开始，自由诉求不是冲着王权，而是小共同体。日本人建立了秦制那样的军国主义体制，导致明治以后没有建立宪政民主，而建立了一君“亿兆臣民”。使得明治以后振兴，一战以后崛起的日本，在二战后变成了一片废墟。二战后在美国的强势影响下才摆脱了秦制，走向了宪政民主的轨道，从而转向了和平发展。从历史逻辑上看，明治维新的脱儒入法，所谓的伪个人主义和军国主义结合，在日本的发展中是合乎逻辑的。“封建生于国初草昧之世，而郡县成于稍具文明之秋”。中国在这方面向日本学习就是东施效颦，比日本还不如。中国并没有走出周制的问题，由反法之儒承接的西学东渐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走出秦制，但是由于后来的国人太过于急功近利，看到日本学习西方非常之速效，使得国人想走捷径，明治的富国强兵我们没有学来，因为道理很简单，没有周制可以走出，也就没有办法获得走出周制的好处，但反倒使秦制之弊变本加厉，以儒家而非法家为敌的日本式自由主义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走向了伪个人主义破坏小共同体而为军国主义开路的方向。但军国主义没有像日本那样解决我们的贫弱问题。
走向现代化，现代化的内容是一样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时候对于中国自身的近代化诉求而言，学习日本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错位，而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错位，我们自身的因素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自身的秦政荀学的传统是很深厚的，这个深厚也是一个我们之所以学习西方半途而废，而学习日本好像显得很顺理成章的一个原因。学习西方学习日本学习俄国乃至学习一切外国的思想，只要是我们自主的，那么应该反省的是我们，而不是对方。谴责有些人不承认这个历史责任。国人在自身改革中学习他人的思想借鉴他山之石，只要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我们的自主行为，这个过程中的错位是不应该怪别人的。新文化运动的全力反儒和作为其反弹的反西之儒一味排斥西方，都是找错了敌人。其结果是在我们的本土传统方面，古儒的仁义道德很轻易被抛弃，但法家的强国弱民却变本加厉，在外来的影响方面，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影响对我们非常有限，但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反思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时应该注意的。
于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