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曾有过辉煌的科技成就，对于几乎每一件重要发明的应用，中国人都可以骄傲的宣称西方又落后了多少多少年；尤其是震古烁今的“四大发明”，更是在中世纪末期彻底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面貌：火药炸毁了封建骑士阶层的堡垒和铠甲，指南针开辟了5大洲之间的新航路，而造纸术和印刷术则打破了封建教会的文化垄断……然而近代以后，中国科技便裹足不前，近代科学的大门反而被原先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牛顿法拉第们打开。在科技史上曾经独占鳌头的中国从此几乎销声匿迹，科学技术被西方人一统天下。为什么会这样？——这便是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终其一生也未能给出完美答案的旷世之迷：“李约瑟难题”。
同时，纵观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不仅仅在科技领域存在这种疑问。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同样远远领先于西方，明代以前的农业、城市商业、金融业以至航海业，西方都不能望中国之项背。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灌溉出中原地区大规模的、成熟的农业；在农业最发达的江南、汉中、关中和四川等地区又星罗棋布的坐落着大量建筑宏伟、工商业繁荣的都市；在这些大都市中，又最早在四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枚纸币；而郑和下西洋，则使中国先于西方半个世纪有了大规模的远洋探险与贸易……同样的，近代以后，当中国经济在封建桎梏下举步维艰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开始在百年之内为西方创造出比整个人类过去5000年里创造出的所有财富还要多的财富。如果李约瑟是经济学学者的话，他肯定也会提出类似的问题：在16世纪前后，为什么原先远远领先的中国没有能够率先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而反被欧洲大幅赶超呢？
当然，以作者现在的学术水平，还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完整、严密的解答，本文的目的在于总结作者关于这个经济史上的“李约瑟难题”的一些思考，提出一个可能的解答。
我们首先来分析中国和欧洲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差别。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即主要是温带和亚热带气候长江和黄河流域。长江和黄河的长度和流量都很大，处在她们的中下游的华北、华中、汉中和江南地区，也都是降雨充沛、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大平原；而且宏观的看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在中原地区相互紧密联结的农业大平原的周边：北方是寒冷荒芜的西伯利亚和贫瘠干燥的蒙古高原，且不谈西伯利亚，就是历史上先后在蒙古和东北地区崛起的匈奴、金、蒙古等强悍的游牧民族，要么不是中原发达的农业经济的对手，要么入主中原后不得不接受中原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从而被同化；东方和东南是浩瀚广阔的太平洋，在中世纪也不可能成为强大外敌的发源地；西南方是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和东南亚环境险恶的热带丛林，东南亚的少数民族和因为自身社会发展落后而不能威胁中原，而南亚次大陆上的强大的古印度文明又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蔽而与中原地区殊少往来；西部和西北则是中亚的沙漠、戈壁和帕米尔高原，古代西域的少数民族无力抗衡中原，西亚的大食和玻斯人虽然实力雄厚，但要越过广阔而且条件恶劣的西域地区大规模的远犯中原也殊非易事。所以，古代中国所拥有的是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而又几乎是四周封闭、安全的广阔的大平原。而欧洲则大相径庭：欧洲尤其是西欧的版图支离破碎,海岸线蜿蜒曲折，而且内陆也遍布山脉，没有大的冲积平原，北欧又属于高寒地区；同时欧洲文明还面临着来自东方的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强大的威胁，历史上这些民族都曾对欧洲文明带来致命的打击。所以欧洲的地理环境是支离破碎而且易受强敌入侵的。
基于这样的地理环境，古代中国和欧洲开始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农耕很早就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世界上首先开始栽培水稻和养蚕便是中国。长江和黄河中下游肥沃的冲积平原和湿润的气候孕育了古代中国发达的农业以及依附于农业的手工业，为封建的上层建筑提供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同时因为中原地区没有大的天堑，人民在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方块文字和文化意识形态。人民在农业劳作中互相交往、融合，并在合作劳动尤其是修筑大农业社会必不可少的水渠、运河、河堤等大型水利工程中逐渐组织起来，形成星罗棋布的村落、城邦乃至遍布中原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在井田制基础上建立的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度，整个中原地区开始被一个中央政权所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发展到秦汉时，中央集权开始建立，天下大一统于皇权；汉唐以下，直至明清，中央集权不断完善加强直至极端，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发育得出奇的完善和坚固，同时与之伴生的儒道法家思想和科举取士制度又对封建政权有着极大的维护和巩固作用。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与中原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相关的：互相连接的适宜于农业发展的大平原、统一的方块象形文字、统一的宗教图腾、大农业所必须和必然的人民的定居以至紧密的联合。而欧洲则不同，它的地理环境既不利于发展像古代中国一样发达的农业，也不利于建立广泛的大一统政权。所以中世纪的欧洲被英吉利海峡、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等天堑分割成相对独立的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等国度，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字，而且它们的农业生产力也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农业、手工业和科技文化均远远落后于在地理上得天独厚的中国。所以，古代欧洲的政治组织形式，继承古罗马的传统，也更倾向于分散和民主，一直保留着与我国夏、商、周政权相类似的分封政体，封建贵族与国王之间也不是绝对服从与支配的关系；土地制度上，国王只能控制王室所有的一小块土地，对于封给贵族的土地及其之上的人民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控制权。所以欧洲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建立像中国一样的完善巩固的中央集权，而是在事实上实行一种所谓“贵族民主制”。
所以，根本上由地理和气候原因决定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封建政治体制。
历史是一环扣一环的。这样的基础和前提决定了东西方不同往后不同的发展道路。中世纪后期，在原有基础上，东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状况又有了进一步的重要变化。东方的皇权空前加强，废丞相、权分六部、设立特务机构、八股取士、文字狱……地主封建阶级的政权进一步的巩固完善，旧封建贵族们建立的一系列“完美”的体制确保了整个国家机器忠实的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从东海之滨到西域雪山，从紫禁皇城到荒野小村，中国的封建士绅们通过保甲制度、儒家教条、乡官税吏牢牢的控制着这片广袤的土地。同时，强大统一的中华帝国基本征服了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从西伯利亚到东南亚半岛，从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到海外的台湾、琉球，统统臣服于中央政权之下，放眼海内，似乎没有什么外在的势力能够挑战和威胁这强大的“中央之国”了——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内乱——同时因为中原周边剩下的都是沙漠、高原、冻土和海洋，似乎也没有了可进一步拓殖的空间。虽然当时东南沿海面临着倭寇和早期西欧殖民者的骚扰，但这对于中央政权来说是无关大局的，同时倭寇等海上强盗越骚扰，统治者越要加紧维持原有统治次序和更加严格的禁止人民出海。秦始皇和唐太宗时期统治者身上开拓进取、热衷扩张的蓬勃朝气再也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猜疑身边臣子“夺权”的“野心”，拼命维持原有秩序，限制可能破坏原有“繁荣”的新事物……古老的中华帝国开始走向停滞、守旧、腐朽和破落。2000年前的孟子所作出的“外无敌国外患，内无法家弼士，国恒亡”的预言正悄悄的变成现实……而与此同时，欧洲正走向黎明。从宋代以后，欧洲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开始超过中国：从11世纪到16世纪中期，中国农产品总量增长0.5倍，而西欧则增长了1.7倍。到十二、十三世纪一些有技术、工具和资金的农奴，从庄园逃到交通方便的地方，或城堡地带去从事手工业生产，从而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建立新的城镇。他们按氏族公社那套民主制度 建立起行会和城市自治公社，并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独立权，从此市民阶级等上历史舞台。为了发展工商业，要求消除贵族民主制下的无政府的和分散的状态，逐渐与王权结成同盟。同时王权为了削弱封建贵族势力从而巩固和提高自身地位，也在政权上利用了所谓的“第三等级”，并于中世纪后期在逐渐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者（早期的资本主义者）势力的支持下进行一系列削弱地方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力量、发展工商业、普及文化教育的改革，建立起专制王权并开始大力推行重商主义。这个时期东西方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一个原因是二者政权结构与功能迥异：中国是代表封建旧贵族严密控制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集中的专制皇权；而西欧则是刚刚部分依靠于新兴工商业者而建立的，相对松散软弱的王权。另一个原因是东西方的政治地图不同：中国是统一的大帝国，四海清平，没有外患；而西欧则支离破碎，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竞争。
source: 天涯问答